廣州港集團供稿
早在秦漢時期，廣州港就是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是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
兩千多年來，廣州港欣欣向榮、生生不息，以悠久的歷史和穩定的發展，成為世界古老港口的典范。而埋藏在廣州城里的古老碼頭，正是廣州港歷經兩千多年長盛繁榮的縮影與見證。
坡山古渡
兩晉時期，珠江北岸南移到今惠福西路一線，原江中的沙洲、島嶼連成一片，形成了曲折的岸線以及東、西兩個半島，其中，西邊的半島為坡山半島，上有一座名為坡山的小山崗。坡山南麓突出江邊，狀如岬角，是一個天然避風良港。清代屈大均《廣東新語》云：“坡山向在江干，稱‘坡山古渡頭’。”自魏晉乃至隋唐時期，遠道而來的蕃舶多在此靠岸。
唐中期開鑿了梅嶺的大庾嶺驛道，使得中原的商人、貨物能夠更便捷入粵，內陸水運和坡山古渡口的海運聯通，令坡山渡頭規模越發壯大。當時坡山一帶商戶接踵、貨棧林立，每到夏秋季節，南來北往的商人和翻譯便會在渡頭處翹首以盼，尋找商機。待到各類奇珍異寶隨船入市，琳瑯滿目地擺滿在大街上，叫賣聲、歡笑聲此起彼伏，前來采購的人們熙熙攘攘，車水馬龍，人聲鼎沸，極盡忙碌，一片繁華而興旺的景象。
由于河道的天然淤積，珠江岸線繼續南移，坡山古渡很快消失在歷史長河中。如今北京路沿片的長街短巷、市井煙火，皆是一千多年的滄海桑田。今惠福西路的五仙觀，就是古時的坡山所在，觀內有“仙人拇跡”，為天然紅砂巖上的一個腳印狀的凹穴，因受古時珠江水侵蝕沖擊而成，是坡山古渡的遺跡。
扶胥港
每年農歷二月十一至十三日，在南海神廟周圍都是鑼鼓喧天，瑞氣氤氳，人潮涌動，來自各地的游客紛紛前來祈福、觀光、游覽。“波羅誕”廟會，已延續千年，是廣州最大的民間廟會，也是現今全國唯一祭祀海神的活動。這一盛事與一個歷經四朝而不衰的古老港口——扶胥港有關。
很早以前，廣州港便有了內港和外港之分，內港靠近城區，外港作為大船或海舶停靠和中轉的錨地，分布在離城區較遠的郊區。古時廣州最重要的外港，當屬位于今黃埔區廟頭村西、南海神廟附近的扶胥港。
從地理位置上看，扶胥處于廣州溺谷灣北緣，漏斗灣口，是珠江前后航道和東江的匯合之處，也就是韓愈所稱的“扶胥之口，黃木之灣”。由扶胥往上至廣州，河道狹窄，疆內水急潮劇；由扶胥出虎門，則風帆南下，勢無所阻。同時，其北邊是丘陵山地，能夠阻擋冬季風吹襲，南邊是市橋臺地，對臺風有緩沖作用，可謂江海形勝之地。
晉裴淵《廣州記》云，“廣州東百里有村，號曰‘古斗’，自此出海，溟渺無際。”《大明一統志》也記載，“自此（古斗）出海，浩淼無際，東連閩浙，南通島夷。”可見，在晉代，黃木灣一帶已出現了村落，而且已是出海啟航的起點。
隋朝，古斗村進一步發展，形成南海鎮，成為廣州附近的一大城鎮。漸漸地，出入港口的使者、商船越來越多，人們祈求海神保護的愿望與日俱增。開皇十四年（594年），隋文帝下詔在扶胥港設南海神廟，用來祭祀南海神祝融，自此，南海神廟成為扶胥港的標志，廟因港而興，港因廟而名。
唐朝是海上絲綢之路興起的重要歷史時期。唐中葉起就逐步形成“廣州通海夷道”，全長14000公里，途經的國家和地區達110個左右，是當時世界上最長的航線。從扶胥港揚帆的中國商船，滿載絲綢、瓷器等商品，經常往來于波斯灣地區，甚至遠達東非；亞、非各國商人亦紛至沓來，使西太平洋、印度洋、波斯灣間，風帆如織，海上絲綢之路出現空前的繁榮。
此時，南海鎮已更名為扶胥鎮，扶胥港成為了廣州的外港，是中外海上交通的門戶，用以祈求風調雨順、航路平安、生意順利的南海神廟自然更加受到統治者的重視，香火日盛。唐玄宗天寶十年（751年），南海神被冊封為“廣利王”，自此始用王侯之禮祭南海神。除官方禮祭外，許多來華的朝貢使、外國商賈和中國海商等出入扶胥港時都會前來祭拜，祈禱一帆風順，海不揚波，南海神廟因此蜚聲中外。
宋元時期，中國對外貿易轉向以海路為主，作為海舶靠泊查驗與補給點、貨物吞吐與集散站的扶胥港也得到迅速發展，進入歷史上鼎盛的時期。據記載，到了宋代，與廣州通商的國家和地區增加到130多個，元代更是達到145個，隨著來華貿易國家的增多和貿易范圍的擴大，扶胥港對外航路也得到不斷擴展，最遠可至歐洲南部和非洲北部。盡管在南宋后期和元朝泉州港后來居上，但廣州港的地位仍然不遑多讓，外港扶胥還是一片熱鬧景象，依然是“蕃舶湊集之所，寶貨叢聚”。
得益于當時廣州對外貿易的蓬勃發展，扶胥鎮成為南海八大鎮之首，商業最為繁盛，稅額收入也最多。據元代《大德南海志》記載，僅市務稅（主要指鹽、酒、商稅）一項，扶胥鎮一年的收入就達4467貫，僅次于增城一個縣的收入，而高于新會、清遠、東莞、懷集等縣，成為了充實國庫的重要財源。
出于對海外貿易利益的關心，宋元兩代朝廷都對南海神十分尊崇，不斷對其進行加封。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年）下令，每年立夏日向扶胥港南海神廟致祭。從此至清代，不管是風雨失調還是征戰出兵，都要派重臣去南海神廟敬祭南海神。慶祝南海神誕辰的南海神廟會，更是民間集貿易、娛樂和祈禱于一體的活動。南宋詩人劉克莊在《即事》詩中描述了廟會的熱鬧——“香火萬家市，煙花二月時。居人空巷出，去賽海神祠。”“東廟小兒隊，南風大賈舟。不知今廣市，何似古揚州。”詩人將扶胥一帶比作富饒繁華的古揚州，足見當時廟會舳艫相接、萬人空巷的盛況，更反映出扶胥港對外貿易的繁榮。
扶胥港及南海神廟所在，也是當時的一處風景名勝。南海神廟西南有一座山崗，古稱“章丘”，三面臨水，崗上建有浴日亭，是古代觀望海上日出之地。拂曉登亭觀日出，一輪紅日從海中冉冉升起，天海皆赤，氣勢磅礴。宋元兩代，“扶胥浴日”皆排名羊城八景之首。蘇東坡貶惠州時途徑廣州，觀“扶胥浴日”之景，詩興大發，在此題下一詩，頗為后人所傳誦，“劍氣崢嶸夜插天，瑞光明滅到黃灣。坐看旸谷浮金暈，遙想錢塘涌雪山。已覺蒼涼蘇病骨，更煩沆瀣洗衰顏。忽驚鳥動行人起，飛上千峰紫翠間。”
明清時，東江三角洲繼續發育，扶胥港前的海灘淤積增長，已不適應港口進一步發展的需要，廣州外港由扶胥內遷到黃埔洲與琵琶洲一帶水域，始稱黃埔港。興旺千年的商埠扶胥鎮逐漸轉為農耕村落，繁華不再，但扶胥港始終是廣州對外開放和海上貿易史上一段不可或缺的珍貴記憶。
如今，流連于南海神廟的牌坊碑林、古樹名木、長廊大殿之間，我們仍能一窺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發祥地的神韻，傾聽這里與世界對話的光陰故事。
從廣州國際會展中心往東3公里，有個古村。走進其中，林立的店鋪和叫賣的商販帶來了濃郁的煙火氣，誰能想到，這個古樸熱鬧的小村落，也曾和會展中心一樣，是廣州對外貿易的窗口。這里曾停泊過來自五湖四海的商船，它們載著絲綢、陶瓷和茶葉，把中國商品帶向世界，也把華夏文明推廣到歐洲、東南亞乃至遙遠的非洲大陸。
明清時期，廣州外港已遷移到扶胥上游的黃埔洲（今廣州海珠區黃埔村）與琵琶洲（今琶洲塔周圍）一帶水域，它東有長洲島為屏，水面寬闊，風平浪靜，是一個優良港口。其在南宋時已是“海舶所集之地”，明代學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亦記載，當時來到廣州的遠洋商船和來自閩浙的舟楫，多停泊于此。明萬歷至天啟年間建造的蓮花塔、琶洲塔和赤崗塔，就是當時海舶進港的導航標志。
黃埔港
黃埔古港原名“醬園碼頭”，位于海珠區琶洲島的黃埔村。關于“黃埔”一名的由來，有傳說稱，古時有一對鳳凰飛臨該地飲水，從此古村五谷豐登，又因人們習慣稱珠江岸邊的泥灘地段為浦，得名“鳳浦”。后來，這里聚居了大量外國人，他們發音不準，于是，“鳳浦”就慢慢演變成了“黃埔”。
清朝初年，為了阻斷沿海地區與中國臺灣抗清勢力的聯系，清政府實行了海禁政策。在平定三藩之亂和統一臺灣后，清朝政權趨于穩定，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解除海禁，并于次年宣布江蘇松江、浙江寧波、福建泉州、廣東廣州為對外貿易港口，同時設立江、浙、閩、粵四海關，管理對外貿易事務，其中粵海關主要管理對西方各國的貿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為抑制外商向北方港口擴大貿易的企圖，宣布撤銷江、浙、閩三海關，僅保留粵海關，指定廣州為唯一開放的口岸，即“一口通商”。后又規定凡是外國商船進入廣州貿易，均需停泊黃埔港，接受檢查、繳納稅款后才可以開艙卸貨。自此，廣州開辟了獨攬對外貿易的黃金時期，黃埔古港也因此迎來了歷史上最鼎盛的時刻。
此間，黃埔古港形成了“夷舟蟻泊”的壯闊奇觀，自1758年到1837年的80年間，停泊于此的外國商船共計達5107艘，包括三抵廣州的瑞典“哥德堡號”，還有美國的“中國皇后號”、俄羅斯的“希望號”和“涅瓦號”、澳大利亞的“哈斯丁號”等商船。往來廣州的商船之多，甚至令英國人威廉·希克都為之驚嘆：“珠江上船舶運行穿梭的情景，就像倫敦橋下泰晤士河，不同的是，河面的帆船形式不同，還有大帆船，在外國人眼里再沒有比排列在長達幾里的帆船更為壯觀的了。”世界從黃埔古港進入中國，中國從這里走向世界，“四海云檣臨鳳浦，五洲商旅匯神州”，正是對黃埔古港商貿發達、景觀繁盛的真實刻畫。
廣州“一口通商”的地位確立后，粵海關極盡顯赫，幾乎成了大清海關的代名詞，其管轄范圍除了整個廣東沿海，還包括現在的香港、澳門、海南以及廣西部分區域，下設置監管機構大小口多達70余處。設立在醬園碼頭的黃埔掛號口，隸屬省城大關（粵海關下轄的7個總口之一），是省城大關最重要的關口，設有稅館、夷務所、報關所和永靖營等管理機構，分別負責征收關稅、辦理手續、后勤服務和保衛安全。
貿易的繁榮為黃埔掛號口和粵海關帶來了源源不斷的收入，據統計，1758—1837年，粵海關年平均貿易額約為5284萬兩，為四海關時期年平均貿易額的3.6倍。《中國國際貿易史》中記載，1817年廣東進口總值為2348萬元，僅黃埔進口總值就達1971萬元，占80%以上，可見，黃埔古港是廣州對外通商貿易的重要窗口，稱得上是當時世界財富的聚集地。
得益于“一口通商”政策，黃埔村發展飛速，從一個小村落發展成為人稠物穰的市鎮。由于久處中外商貿文化往來的前沿地帶，黃埔村受到了開放先進風氣的熏陶，名人能人層出不窮，例如，身兼三國領事的“黃埔先生”胡璇澤、清末著名外交家梁誠、梁洵，與詹天佑齊名的鐵路專家胡棟朝、農業專家馮銳、中國社會經濟史學奠基人梁方仲，他們在近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上多有建樹。
黃埔古港的繁榮在鴉片戰爭后戛然而止。廣州對外貿易的首要地位被上海取代，淤塞的古港亦難以承擔近代大型船只的停泊，只能逐漸退出歷史舞臺，但“黃埔港”之名仍沿用至今。清同治年間（1862—1874年），黃埔掛號口遷移至東面的長洲島北岸。民國時期（1937—1938年）在魚珠碼頭東側興建了“黃埔新埠”，為黃埔老港雛形。新中國成立后，對黃埔老港進行了全面的修復，1950年11月開始復港；1973年，又在墩頭基開始建設新港區，稱為黃埔新港。至此，一個全新的黃埔大港開始出現在珠江東岸。
而今，喧囂遠去，黃埔古港卻仍靜靜地矗立在珠江之濱，它將自己的光輝歲月都刻在了古碼頭、古民居、古祠堂、古牌坊，刻在了村子的每一個角落，它仿佛一部古老的典籍，講述著廣州“海絲文化”的傳承與弘揚，記載著千年商都滄海桑田的巨大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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