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雪玲/李健華

編輯：陳暢/李墨天

出品：遠川研究所泛財經組

微信公眾號：遠川研究所（ID：caijingyanjiu）

生于1874年的英國人諾曼·安吉爾（Norman Angell）是一位正宗的后浪青年，屬于在知乎上不靠瞎編就能火的那種。

30歲時，諾曼就已經走遍了歐洲和美國。他在果園摘過葡萄，在農場當過牛仔，挖過水渠，墾過荒田，干過郵差，探過礦山，后來成為《每日郵報》駐巴黎記者，并給好幾家媒體寫專欄。38歲那年，諾曼撰寫了《大幻覺》（The Great Illusion）一書，受到瘋狂的追捧。

這本書的內容可以濃縮為一段話：由于全球化，國家之間在經濟上已經變得相互依存，戰爭行為已經變得“無利可圖”，即使對于勝利國來說也得不償失，因為通過戰爭掠奪的有限戰利品和領土，遠遠無法抵消商貿信用的毀滅。換句話說：全球化抑制了戰爭，助長了和平。

觀點新穎，文筆優美，《大幻覺》一時洛陽紙貴，售出了近200萬冊，并被翻譯成15種以上的語言。澳大利亞總理稱其為“一本光彩奪目的書，懷著對文明人未來的最光明的承諾”。英國防務委員會主席埃舍爾勛爵看過這本書后也認為：“戰爭變得越來越困難和不可能。”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該書的出版日期是1910年。四年后，薩拉熱窩的兩顆子彈把諾曼·安吉爾的“大幻覺”碾壓至粉碎。

不過，一戰并沒有讓諾曼·安吉爾聲名掃地，畢竟這場戰爭既證偽了他的觀點，也證實了他的觀點。因為一戰直接造成了3000萬人的傷亡，并間接引發1918年大流感，各參戰國都損失慘重（美國除外），所以安吉爾講的“即使對勝利者，戰爭也是得不償失”，并不算錯。

因此，諾曼·安吉爾在一戰結束后繼續宣揚他的理論，并步入政壇參選議員，積極參與到國際事務之中，爭取大國之間的關系緩和。到了1930年，《大幻覺》已出版到了第六版，安吉爾繼續受到全球讀者的追捧。1934年，他的聲望達到了頂峰：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五年之后，納粹德國閃擊波蘭，再次讓他的理論陷入被打臉的尷尬窘境，“全球化阻止戰爭”這種觀點被徹底證偽。

諾曼·安吉爾于1967年去世，但他當年犯的錯誤，現在仍然有人在犯。典型人物就《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他曾經別出心裁地提出一個著名的“金拱門防沖突理論”，簡單來說就是：在全球化時代，任何兩個擁有麥當勞的國家都不可能彼此開戰。

他的觀點跟諾曼·安吉兒有一些類似，核心就是當一個國家的經濟繁榮到擁有足夠多的中產階級，以至于能夠支撐麥當勞遍地開花時，它就變成了一個“麥當勞國家”。兩個“麥當勞國家”通常都會通過全球化建立起緊密的經濟連接，一起吃炸雞喝可樂，怎么會對打仗感興趣？

但顯然，麥當勞沒有阻止俄羅斯吞并克里米亞，沒有阻止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的戰爭，更沒能阻止歐洲一浪高過一浪的民粹呼聲。2015年，未來“逆全球化”的旗手特朗普尚在酣戰希拉里時，英國《金融時報》就發表了一篇《金拱門理論的終結》，毫不留情的打臉弗里德曼。

諾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新自由主義的終結與歷史的新生》中，含蓄地指出：全球化是過去四十年精英們營造出來的騙局，而“我們正在經歷這一巨大騙局的政治后果：懷疑精英，懷疑新自由主義，懷疑促成這一切的、被金錢腐蝕的政治制度。”

斯蒂格利茨這段總結，其實就是特朗普當政四年的社會底色，發達國家底層民眾對全球化的敵意那就是徐崢頭上的虱子——明擺著。但在這個特朗普滾蛋的日子，又有專家重走諾曼·安吉爾和托馬斯·弗里德曼的路線，充滿幻覺地站出來高喊：拜振華上臺，全球化歸來！

但離開白宮的特朗普，帶走的可是7000多萬張普選票，這個世界回得去嗎？

歐洲的葬禮

人和其他動物的不同之處在于，人會發表關稅演講。

——美國賓州一位立法者，19世紀初

1852年11月，四艘軍艦從美國弗吉尼亞駛入大西洋，途徑開普敦、毛里求斯、新加坡、香港和上海，最終在次年7月抵達日本江戶附近的浦賀。為了防止在遠洋中生銹，四艘大船都抹上了黑色柏油，帶著蒸汽機的滾滾黑煙。“黑船”靠岸當晚，江戶城一片混亂。

為了傳達美國人民的友善，海軍準將馬休·佩里命令軍艦在幕府家門口連放了73響空炮，把重病中的幕府將軍德川家慶嚇得不輕。面對“開國通商”的要求，群龍無首的幕府不敢答應。佩里留下一句“蒸汽船從美國開到日本只需要18天”，便離開江戶，十天后，德川家慶病逝。

1854年2月，佩里率領九艘軍艦卷土重來，兵不血刃地達成了《日美親善條約》，被日本后世視為現代化的開端。如今，在條約簽訂地點靜岡縣，每年都會舉辦一個“黑船節”，當地居民會身著傳統服飾，邀請美國駐軍一起聯歡，畫面感人，真可謂軍民魚水情，日美一家親。

靜岡縣每年一度的“黑船祭”，2017年

黑船叩門的半個世紀前，古典經濟學“最后的偉大代表”李嘉圖通過比較優勢理論，為自由貿易學說補上最后一塊理論拼圖。作為工業革命的發源地，英國迫切需要為本土過剩產能尋找市場。第一波全球化隨之拉開大幕，哈佛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 Ferguson）寫道：

大英帝國將秩序帶給了沒有法制的社會。

但事實是，如果英國人覺得有人對自由貿易不夠敬畏，他們會用堅船利炮開出一個無法拒絕的條件。1838年，英國強迫奧斯曼土耳其簽訂了一個“關稅不能高于5%”的條約。兩年后，英國又用鴉片戰爭撬開了清王朝的國門，《南京條約》凡十三款，最被看重的是關稅“協定”和五口開埠。

“關稅”是第一次全球化的關鍵詞。19世紀前，地主階層一直倡導貿易保護以維持農產品價格，但工業革命后崛起的資產階級希望廢除關稅，一方面為產品廣開銷路，一方面降低工人的生活成本。革命導師馬克思后來補刀說：生活成本降低了，資本家就可以給工人付更低的工資。

英國一邊“說服”亞洲國家打開國門，一邊廢除了代表關稅壁壘的《谷物進口稅法》，商業貿易突飛猛進，經濟產能劇增，讓歐洲大陸的統治者們羨慕不已。法國國王拿破侖三世一度向英國議員抱怨：“我也想在法國推動這樣的改革，但法國人不喜歡改革，他們喜歡鬧革命[7]。”

1860年，英法兩國簽訂了著名的《科布登條約》，英國以降低法國烈酒關稅為條件，換來了法國降低英國工業品關稅，這種互相讓步至今都是國家間貿易談判的模板。條約的另一個影響深遠的創舉是“最惠國待遇條款”，歐洲國家紛紛效仿英法達成類似的協議，一張真正的全球化貿易網交織而成。

19世紀70年代，英國、德國、荷蘭、瑞典等歐洲主要國家的工業品平均關稅降到了個位數，是全球化前的幾分之一，歐洲的平均工資幾乎翻了一番。經濟學大師凱恩斯（John Keynes）日后深情的回憶道：

“這是人類進步中多么不同尋常的一幕……倫敦的居民可以一邊在床上啜著早茶，一邊通過電話訂購全世界各種各樣的產品……可以自由地將他的財富投資到地球的任何一個角落，而不會擔心投資果實會被別人剝奪。”

但在短暫的繁榮之后，歐洲大陸國家發現事情有點不太對勁，物美價廉的英國工業品削弱了本國工業的競爭力，美洲大陸的廉價農產品摧垮了本國的農業。得益于太平洋鐵路建設，美國的農產品經由鐵路和貨輪運抵歐洲，都比歐洲本地的糧食便宜。

1887年，在容克地主的壓力下，俾斯麥將德國黑麥進口關稅從8%提高到47%，法國緊隨其后提高關稅。到一戰前，全歐洲幾乎只剩下了英國人在為自由貿易搖旗吶喊，正如英國首相威廉·格拉德斯通（William Gladstone）的表態，“英國的貿易順差那么大，自由貿易更有利于國家發展”。

這句話的潛臺詞其實是，貿易順差國能在自由貿易中攫取更多好處。作為全球工業生產力最強的國家，英國應當說服全世界的國家降低關稅，使之稱為英國工業品的傾銷地。

被自由貿易洗了腦的國家就沒那么幸運了：1900年，挨餓的意大利農民涌向米蘭請愿，意大利國王翁貝托一世拉出加農炮予以果斷回擊，釀成死傷千余的貝卡里斯大屠殺。早年移民美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布雷西（Gaetano Bresci）聽說后，千里迢迢趕回祖國，賞了翁貝托一世四顆子彈。

布雷西的靈感很有可能來自兩位意大利老鄉，一位是在三年前槍殺西班牙“總設計師”卡諾瓦斯（Antonio Cánovas）的安焦利洛（Michele Angiolillo），另一位名叫路易吉·盧切尼（Luigi Lucheni），他在1898年捅死了“歐洲最美王后”茜茜公主。

那個年代，王公貴族人頭落地實在不是什么新鮮事，所以當斐迪南大公倒在薩拉熱窩街頭時，沒人會覺得接下來要打仗。除了懸殊的貧富差距和熊熊燃燒的民族主義，德國工業依靠貿易保護迅速崛起，開始對早已瓜分殆盡的殖民地市場躍躍欲試，讓英國感受到了威脅。

縱觀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的種種變局，歷史的劇本早在英國撬開全球市場大門時就已寫好：賣不出谷物的農民，買不起小麥的工人和激進的無政府主義者——全球化創造了失敗者，也加速了國運起落，國家欲望裹挾失敗者的憎恨，在1914年的薩拉熱窩扣動了板機。

最終，兩次大戰成為了日不落帝國走向衰落的導火索，美國從歐洲手中接過權柄。正如愛德華·格雷爵士在戰爭前夕準確的預言：“歐洲各處，明燈正在熄滅；在有生之年，我們也許看不到它再次點亮了。”

短暫的蟄伏

美元是我們的貨幣，卻是你們的問題。

——美國財長小約翰·康納利，1971年

1944年6月6日，288萬盟軍部隊在法國諾曼底地區登陸，從海陸空三面沖擊納粹德國精心布局的大西洋防線。隨著戰爭局勢日趨明朗，勝利者們開始精心謀劃戰后的世界格局。

諾曼底戰役打響25天后，美國東北部的布雷頓森林公園涌入了來自44個國家的730名西裝革履的政經人士，既有時任美國財政部長小亨利·摩根索，也有胡適、孔祥熙這樣的東方面孔。不過會議上最引人注目的，還是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

凱恩斯（右）與美國財長小亨利·摩根索

1919年，凱恩斯曾作為英國代表出席處理一戰分贓的巴黎和會，主張對德寬容，減少賠款要求。但最終的結果是德國付出了巨額賠款并交出了自己的煤礦產地。會議結束后，凱恩斯在《凡爾賽合約的經濟后果》中,將巴黎和會稱為“迦太基式的和平”，并預言德國將卷土重來，一語成讖。

一戰也在一定程度上讓凱恩斯的經濟主張從自由主義轉向政府干預，并在大蕭條中的美國被奉若圭臬，成為凱恩斯主義的最大試驗場。而當美英兩國在布雷頓森林會議上再次相遇時，聲名鵲起的凱恩斯自然備受關注，就連“凱恩斯勛爵站起來了、凱恩斯勛爵坐下了”都被媒體悉數記錄了下來[1]。

然而，即使風光當如凱恩斯，也難抵談判桌下的實力差距。日不落帝國戴上了最大債務國的帽子，美國占據了全球40%的工業產值，64%的鋼鐵產量和超過70%的石油產量。在美國主導下，會議達成了兩個對世界影響深遠的結果：一是美元與黃金掛鉤、其它貨幣與美元掛鉤的美元本位制；二是允許各國進行資本管制。

在布雷頓森林會議上，凱恩斯一度提出，資本管制應當成為戰后體系的一個永久性特征。一方面，兩次大戰讓歐洲元氣大傷，工業自給都成問題；另一方面，在冷戰構筑的兩極世界中，資本全球化的外部環境早已消失殆盡。

在資本管制的大背景下，凱恩斯主義成為了全世界的答案。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和大規模的國有化代替了19世紀的降低關稅自由貿易。要知道在如今的西方世界，“政府主導”可不是什么好詞，“國有化”（Nationalization）更是和另一個N開頭的單詞一樣，心里說說沒問題，嘴上講出來就要被批倒搞臭。

當年高舉自由開放大旗的英國，一邊在電力、鐵路等領域進行大規模國有化，一邊押注航空與計算機產業，追趕美國技術。70年代工黨掌權后，更是設立了一個名字聽起來很社會主義的“國家企業委員會（National Enterprise Board）”，擴大政府的產業投資。

戴高樂時期，法國也旗幟鮮明的祭出“進攻性保護主義”政策：國家為未來的領軍企業提供撥款，通過公共采購政策占有市場份額，阻擋外國企業進入國內市場[2]。聽起來既不自由，也不市場。為了確保金融系統能夠給企業持續輸血，法蘭西銀行和四大商業銀行都被國有化，34家保險公司也被劃到政府名下。

由于曾在二戰時公開和德國合作，著名的雷諾汽車被國有化時沒有得到任何補償，創始人路易·雷諾（Louis Renault）得知消息后，當場心力衰竭去世。

60年代法國的共產主義運動

正是因為資本管制的存在，盡管美元成為國際貨幣，但只能跟隨國際間的商品貿易流動。這種環境為東亞國家和地區在二戰后的崛起創造了先決條件，索羅斯能在英國和東南亞呼風喚雨，也要慶幸自己晚生了20年。

布雷頓森林體系在確立時，其實有一個隱含前提：作為當時全球最強大的工業國，美國向全球兜售著工業品。但隨著歐亞經濟的崛起，一方面，大量物美價廉的商品使得美元流出，另一方面，美國國內民生與軍費開支也需要大把美元。

1965年，美國的黃金儲備占比從二戰結束時的75%下降到了不足30%[3]。日后的美聯儲主席沃爾克直言不諱：“我們的黃金斷貨了，我們別無選擇”[4]。但美國其實是有選擇的，他們可以在國內實施經濟緊縮政策，也可以選擇頂住全世界的壓力讓美元與黃金脫鉤。顯然，美國人會選擇后者。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總統在電視上發表了簡短的20分鐘演講，單方面宣布實行“新經濟政策”：美元正式與黃金脫鉤，西方世界一片嘩然。在隨后幾個月的G10國家會議上，時任美國財政部長小約翰·康納利拋出了一句足以載入渣男語錄的話，“美元是我們的貨幣，卻是你們的問題。” 

尼克松的講話終結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時代，一個國際貿易籠罩在冷戰鐵幕下的時代，一個資本流動讓位給本國發展的時代。新自由主義的時代拉開大幕，自由市場不再是一種經濟學說，而是一種宗教信仰、一種意識形態、一種原教旨主義。

自由的代價

全世界為現行貨幣體系付出的代價，可能會超出從中的收益。

——周小川，2009年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適逢1973年石油危機，翻番的油價和無錨的貨幣為歐美的石油消費國輸入了大幅通脹，經濟發展卻因第三次技術革命結束而偃旗息鼓，歐美陷入了十個凱恩斯也調控不動的長期滯脹。

1981年，里根和撒切爾夫人這兩位“資本主義陣營最親密的戰友”攜手換教材，開始全面擁抱新自由主義。里根在美國一邊打壓工會一邊降低大企業稅收；撒切爾夫人在英國廢除了施行40年的外匯管制，允許外資購買英國上市企業。

在這場轟轟烈烈的“里根-撒切爾革命”之下，標普500指數走出了5年3倍的大牛市，倫敦再次躋身全球金融中心，資本市場欣欣向榮。

1989年，世界銀行、IMF和美國財政部齊聚華盛頓，一方面是總結復盤自由主義成功經驗，另一方面是給前來聽講的拉美國家領導干部做培訓，把先進思想和成功經驗復制到拉美，積極服務地方經濟建設。

拉美當時是個爛攤子，生產連年倒退、通貨膨脹高企、進出口萎靡不振，還欠了歐美國家一屁股債。時任美國財政部長的布雷迪眼看著巨額債權就要爛在手里，提出拉美債務不能再靠借新還舊，要從經濟源頭解決衰退問題，于是就有了拉美官員進京學習一幕。

最終，由曾在世界銀行擔任經濟學家的約翰·威廉姆森執筆，將先進經驗總結為《華盛頓共識》，系統性的給拉美經濟改革開了幾個藥方：削減福利開支、金融與貿易自由化、國企私有化、取消外資流動門檻、取消政府對企業的管制。

不但教材親自寫，學費一分不收，歐美還對拉美國家的債務給予了20%-55%不等的本息減免。債務減免額最大的阿根廷走在了改革最前沿。時任總統梅內姆在國內全面推行金融自由化，并推出《自由兌換法》將比索兌美元鎖定為1:1，放開對外支付管制。

1991年，阿根廷成功抑制通脹，經濟開始恢復增長，財政收支甚至在1993年出現盈余。同樣向外資張開雙臂的亞洲四小虎，人均收入數倍于當時的中國，泰國年均GDP增速接近于10%；土耳其出口額9年翻了5倍，固定資產投資大幅上升。新自由主義勾勒了一副欣欣向榮的藍圖，直到1997年。

隨著金融風暴在亞洲登陸，隨后蔓延到俄羅斯、拉美和土耳其。1999年初，還在自由化改革的巴西突然傳出債務違約信號，外資踩踏式出逃，巴西雷亞爾兌美元在短短十天內貶值了23%。

1999年12月，世貿組織第三屆部長級會議在西雅圖召開，近五萬高舉反全球化口號的示威者聚集在會議場地周圍，時任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美國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等重量級人物都被堵在路上。警方一度掏出催淚彈和胡椒噴霧驅趕示威者，這場會議日后也被稱作“催淚彈部長級會議”。

1999年世貿部長級峰會，示威者與警方對峙

但示威并沒有解決問題，巴西崩盤后，市場開始質疑阿根廷比索估值過高，質疑政府償債能力，嗅到危險信號的外資帶著巨額利潤迅速離場。2001年12月20日，阿根廷總統德拉魯阿和經濟部長卡瓦諾引咎辭職，緊接著，阿根廷上演了一場11天連換4任總統的國家級行為藝術。

華盛頓共識的初衷是讓本來各自為營的新興市場拆除堡壘，融入全球貿易體系。然而跨國資本流動的本質，是尋找稅收、成本與政策的洼地，當洼地填平、資金撤退時，融為一體的全球市場火燒連營便不可避免。 

MIT教授金德爾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一度找出了1800年以來所有重要的銀行危機，發現它們幾乎與資本流動的軌跡完全重疊。他在著作中指出，幾乎所有現代金融危機都是國際性的，一有風吹草動，狂躁、恐慌和暴跌就會接踵而至。

同樣受傷的還有發達國家的底層居民，盡管他們享受了來自亞洲價格低廉的商品，但代價卻是收入增長的停滯：自里根時代，美國中產階級的工資就開始原地踏步，中低端制造業更是塌方式崩盤。進口鞋在美國鞋類市場上占比由22%飆升至76%，2/3的制鞋廠因此倒閉[3]。

自1980年代，美國工薪階層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后的家庭收入中位數幾乎沒有變化。1978年，一個美國工人的收入為4.8萬美元，2013年，一個典型的中產階級家庭收入為5.19萬美元。同一時期，企業高管的收入增長了兩倍有余，這還不算股票套現的收入[2]。 

英國《觀察家報》曾發表過一篇《不要為我們失去的工廠哭泣》的文章，核心含義可以用一句話概括：英國資本家把工廠開到了中國，中國工人賺到了錢，英國政府獲得了稅收，資本家享受了股票增值，那么誰吃虧了呢？

從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到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誠如周行長所言，“從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金融危機屢屢發生且愈演愈烈來看，全世界為現行貨幣體系付出的代價可能會超出從中的收益”[5]。 

三十年來，全球化仿佛圣旨般刻在人類文明的制高點。經濟學本科生在國際貿易學上的第一課便是，降低關稅能減少“無謂損失（Dead Weight Loss）”，這也是自由貿易者令人無法辯駁的理論依據。 

但土耳其學者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后來做了一個非常震撼的研究：如果美國把關稅降到零，實現完全自由化，那么每收復1美元的無謂損失，就要對50美元的財富進行重新分配。

你以為是張三分到了31美元，李四分到了10美元，王五分到了10美元。其實是張三賺走了全部的51美元，李四和王五被搶走了50美元。

全球化的宿命

法國將由一位女人領導，要么是我，要么是默克爾。

——法國右翼政客勒龐，2017年

從19世紀的貿易全球化，到二戰后的凱恩斯時代，從70年代末跨國資本主導的“超級全球化”，再到全球化邊打邊撤，脫鉤之聲愈演愈烈的今天。過去一百年里，全球化的進退猶如晃動的鐘擺，總是以短暫的繁榮和美好的憧憬開始，再被懸殊的貧富差距和沸騰的民粹終結。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丹尼·羅德里克出版了《全球化走得太遠了嗎》一書，被彭博商業周刊稱為“十年間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之一”。他在書中稱，由跨國資本主導的全球化加劇了產業優勢國家與后發國家間的差距，對于工業體系不完善的國家來說，自由市場反而是一種威脅。

2011年，羅德里克又在新書《全球化的悖論》中提出了一個“全球化不可能三角”：即國際規則、國家主權、民主制度三者無法共存。

跨國資本希望以自由貿易的名義在全球暢通無阻，但開放的資本市場意味著本國政府的政策自主必須屈從于國際規則。放開關稅和資本管制帶來了貿易與投資的繁榮，也造成了產業鏈外流與貧富差距，而貿易壁壘看似保護了本國產業，但也把物美價廉的全球貿易擋在外面。

這個不可能三角，塑造了全球化的循環。

19世紀的貿易全球化犧牲了歐洲大陸的農民，摧毀了亞洲國家的民族工業。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全球化的國際規則讓位給兩極對抗格局下的區域一體化。80年代至今，國際分工與全球產業鏈在東亞創造了奇跡，為歐美國家帶去了物美價廉的商品，直到貧富差距被逐漸拉開。

曾擔任美國勞工部長的羅伯特·賴克做過這樣一個調查，證明民主制度名存實亡：得到大部分富豪支持的提案有60%能通過，得不到的則無一通過；得到大部分普通人支持的提案只有30%能通過，而大部分普通人反對的提案呢？依然是30%——普通人充分享受了憲法賦予的投票權，然后，就沒有然后了。

除此之外，倒也真有過選擇全球化與民主制度、放棄政策自主的構想，羅德里克稱之為“全球化治理”：既然民主手上是政府難以平衡資本與民眾的利益，那何不將政府權力上交，讓“更上層的上層建筑”統一為所有人規劃福利呢？

歐盟正是這一構想的區域性縮影，各國政府將本國的貨幣自主權讓渡給歐元，放開邊境任由勞動力自由流動，但事實上，德國成為了歐盟最大的受益者，南歐國家則常年指責歐盟裁決偏頗，可見全球化治理之異想天開。

2017年4月，法國極右翼政黨領袖瑪麗娜·勒龐贏得第一輪總統大選，與馬克龍進入終局角逐。其競選主張是退出歐盟，驅逐移民，反全球化以及十分耳熟的“法國優先”。在勒龐口中，歐盟成為了“竊取民主的怪物”，她一度放言，“法國將由一位女人領導，要么是我，要么是默克爾。”

無獨有偶，特朗普也曾把“不可能三角”描述得頗為生動：我們的工人建設了美國奇觀，回報卻是徹徹底底的背叛。政客們積極推行全球化，將我們的工作、我們的財富和我們的工廠轉移到海外。那些給政治家捐款的金融精英們，在全球化中變得非常非常富有，而我也曾是其中一員。

執筆《華盛頓共識》的約翰·威廉姆森曾在報告中稱，新自由主義思想“秉承了亞當·斯密和李嘉圖自由競爭的經濟思想，與西方自由主義傳統一脈相承”。

但有意思的是，亞當·斯密和李嘉圖大行其道時，美國恰恰是全球最大的貿易保護國。在第一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保護幼稚工業”理論的引領下，關稅一度是美國最主要的財政收入來源。而當冷戰落幕，中低端產業鏈開始向亞洲轉移，貿易保護和關稅壁壘似乎又成了某種原罪。

歸根結底，決定全球化與否的，很大程度上并非某種經濟學說，而是一種國家意志。只不過它被包裝進某種經濟理論，變成了一個看似普世的意識形態，甚至是黨同伐異的工具。

諾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2008年的一篇專欄文章中說：“我們的祖父生活在一個自給自足，內向型國民經濟的世界中，但是我們的曾祖父，像我們一樣生活在一個大規模的國際貿易和投資世界，也是一個被民族主義摧毀的世界。”這個世界就是一戰前的世界。

四年的川普任期和一場席卷全球的疫情，會不會像薩拉熱窩的子彈一樣，顛覆那些我們以為是常識的認知？

尾聲：小特朗普和新特朗普

英國學者大衛·古德哈特（David Goodhart）在研究脫歐問題時，提出了一個“Somewhere people”和“Anywhere people”的概念。

稱之為“Anywhere people”的這幫人，往往生長于大都市，家境殷實、生活富足，受過大學教育，擁有國際化的視野，甚至國際化的資產配置。他們往往是全球化的創造者和受益者，可以去全國乃至全世界尋找新的機會。

而被稱為“Somewhere people”的人，則可能是蘇格蘭的農民或威斯康星州的汽車修理工，他們價值觀的塑造依賴于出生長大的土地，人生的起落榮辱寄托于當地的經濟發展。他們是全球化的被動接受者，有的人被動的成了受益者，有的人莫名其妙的就成了產業鏈轉移的輸家。

過去三十年的“超級全球化”，帶來的問題除了貧富分化，也有Somewhere和Anywhere之間越來越深的隔閡、對立甚至沖突。正如瑪麗娜·勒龐當年競選時的口號：“劃分人群的界限已不是左與右，而是全球化人士和愛國者。”

作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紐約時報》曾對中國的發展模式有過一個高度的概括：“中國成功創造了自己的模式。它借用了一些西方的想法，同時也拒絕了一些想法。它在必要時向世界開放，在適當的時機踩下剎車[8]”。用我們熟悉的一句話說，就是“摸著石頭過河”。

身處全球化的中國創造了波瀾壯闊的中國奇跡，但當勞動力人口迎來拐點，產業鏈轉移的跡象越來越明顯時，這片廣袤的土地會不會也出現一條清晰的界限，一邊是Somewhere，一邊是Anywhere？

另一個問題在于，雖然勒龐最終還是敗給了馬克龍，特朗普輸給了拜登。但奉行“巴西優先”的博索納羅支持率正逆風高漲，德國反移民右翼政黨"德國另類選擇黨"（AfD）獲得了第三高的得票率。

特朗普入主白宮之時，荷蘭極右翼自由黨（PVV）領導人維爾德斯（Geert Wilders）激動地表示："昨天，一個新的美國。今天，一個新的歐洲！"而特朗普背后那7000萬張選票，必然會在將來創造一個更荒誕、更滑稽但更封閉、更民粹、更反全球化的世界。

所以可以肯定，未來能取代特朗普的，一定是一個覺得特朗普還不夠特朗普的哥們。

全文完。感謝您的耐心閱讀。

參考資料：

[1] 布雷頓森林貨幣戰：美元如何統治世界，本·斯太爾

[2] 二戰之后歐洲的產業政策，中國經濟網

[3] 戴高樂的黃金夢，環球雜志

[4] 誰在操縱匯率，遠川科技評論

[5] 關于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周小川

[6] 時運變遷，保羅·沃爾克

[7] 全球化的悖論，丹尼爾·羅德里克

[8] 拒絕失敗之地，紐約時報

文章部分內容最早發表在《第一財經月刊》專欄，作者戴老板